大力拓展“浙江文化人”人脉资源的影响力

            ——在浙江省社科联召开的“推进文化研究工程”座谈会上发言

     十年前，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一期），从中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到他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何等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一系列论述。为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央二办的《意见》中提到“文以载道，文化人的教化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特别提到了“文”与“文化人”的概念。这是很有意义的启示。以前，我们提到中华优秀文化,多集中关注于中华文化的载体——历史文献，即文脉。实际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内涵，包括二个部分，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一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献的创造者，即主体——“文化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将历史文献（文脉）与创造文献的文化人（人脉）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文献传播中华文化精神，文化人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二者研究应同样予以重视，不能重文、忽视人，见物不见人。

浙江文化名人辈出。数千年来，浙江文化人创造了百越文化、吴越文化与浙学，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东南文化特色的资源优势。

需要说明的是吴越文化归属。宋代两浙西路包括临安府、镇江府、平江府、湖州、常州、江阴军、秀州、严州，即现在长江以南、钱江以北的江苏、浙江广大地区；钱江以南为浙东。五代、宋代“两浙”是“吴越文化”涵盖区域，所以吴越文化既归属于浙江，又归属于江苏省。

百越文化、吴越文化、浙学文脉绵延不绝，研究、阐释、普及百越文化、吴越文化、浙学，是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与之同步，百越文化、吴越文化、浙学的缔造者、创造者——浙江文化人的人脉同样绵延不绝，普查、梳理、发掘、研究、普及浙江文化人人脉，也是我们响应中央号召，担当起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重要任务。

自古以来，我国东南文化、东南学术的繁荣，靠的是浙人、浙江文化人，整理与研究东南文化、东南学术，不能忘掉东南文化的主体——浙江文化人。

浙江省在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规划浙江第二期文化工程时，希望既做到见物（图籍、方志、宗谱、契约、科举录等文献载体），又要见人——百越文化、吴越文化、浙学的主体“浙江文化人”。

浙江文化人，有文化名人、有古代精英（主要是大量唐宋以来科举登科人）。特别值得重视的，浙江是科举大省。尤其自南宋定都杭州之后，一方面，杭州（临安）成了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北方士大夫和大族，大量南迁，在浙江定居，与原两浙人融合。这两大因素，使浙江迅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其登科人数，节节攀升，从北宋次于福建、四川、江西、安徽（当时属淮南西路）、广东等路，处于中游，至南宋，一跃居于全国前列。此优势，延续至明、清，浙江登科进士人数，始终保持前二名的位置。特别是明、清两朝，状元和榜眼之数，浙江与江苏两省交替领先，所占最多。

据大略统计，自隋至明清登科人数，全国约16万左右。值得骄傲的是，这16万登科人中，浙江进士达1万5千以上，约占全国进士总数近十分之一，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浙江文化人人脉资源！

要了解浙江自隋唐以来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等吴越文化史、浙学史，和浙江人在国家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能绕开这一万五千多精英人物的活动。诸如政治家兼军事家宗泽、于谦，政治家陆贽（唐名相，进士出身，嘉兴人）、杜衍（宋代力主改革的宰相）、刘基，思想家陈亮、王阳明，百科全书式科学家沈括，军事家葛云飞（武进士），教育家吴震春（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教育部次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文学家孟郊、钱起、张志和、陆游、袁枚、龚自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化学家王应麟，史学家胡三省、宋濂、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徐松，地理学家王象之、经学家卢文弨、俞樾，绍兴师爷宗师汪辉祖，天一阁创建者、著名藏族书家范钦，等等，

如果我们能将这一万五千多进士出身的浙江古代精英，都能搜集起来，并为每一个人立一个小传，使我们能一一了解他们是哪个县人、何年登科、做过什么官，有什么著作和业绩，编撰一部《浙江进士登科总录》，这是挖掘浙学底蕴，十分有价值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现在，第二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将《浙江进士登科总录》列入于其中，可以预期，它将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开发一大宗浙江文化人人脉资源提供基础。

为此，我建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二期实施工程”，能在打造浙江文化研究精品工程时，增立“浙江文化人人物编”。

浙江文化人人物编，要有“立足浙江、面向全国”的大气派，比如王羲之、白居易、苏东坡、岳飞，虽非浙江人，但对推进浙江文化影响巨大，已融入了浙江文化人的群体，精品工程如组织编写《浙江文化名人评传》，他们宜在名人传中占一席之地。

以上，是传统的乡贤教育和国史教育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国民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