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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龚延明教授《宋学研究》发刊词“新宋学、旧宋学”
发布者:wx 发布时间:2015-03-23 00:00:00 阅读:

按:2015年3月23日《光明日报》以“新宋学 旧宋学”为题,发表了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教授《宋学研究 》的发刊词。以下为全文内容:

新宋学   旧宋学
    何谓“宋学”?
    一言以蔽之:宋学,研究宋代的学问。
宋代三百年历史,有多少学问好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曾经在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地表现过,并留存在人类特定时期的记忆里。七八百年之后,这些记忆已日渐消退,我们只能凭有限的历史遗存去寻踪追影,摸索宋代“大象”的身躯。有的学问也许触摸到大象的鼻子,有的或许摸到大象的腿,有的或许摸到大象的头甚至屁股,于是有研究宋代政治的、宋代思想的、宋代文学的、宋代军事的、宋代财政的、宋代科举的、宋代儒学的、宋代道学的、宋代佛教的、宋代考古的、宋代绘画的……,等等种种学问的产生。以上五花八门的研究,都是以消逝的宋代社会为研究对象,毫无疑义,都属于宋学研究,宋代学问的研究。
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命题,却因清人将汉儒经学重考据的特点概称为“汉学”,宋儒经学重义理的特点,概称为“宋学”,变得复杂,以至于后人视“宋学”即为宋代经学之研究: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巻一《经部·总叙》:
    “国初诸家,其学徴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戸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葢经者非他,卽天下之公理而巳。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又,因《宋史》专列《道学传》,“道学盛于宋”,后人更以以朱子理学视为“宋学”哉!
    自宋元至明清之古代学者,本无现代学科之界分,即没有历史、文学、哲学等等学科分类的概念。显然,宋元人讲“宋代道学”,清人讲“汉学”、“宋学”,讲的都是经学研究,儒学研究,他们没有想过关于汉代历史的研究,不止于儒学,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不止于儒学研究,绝无以汉学与宋学囊括相关两个朝代所有学问的想法。时至今日,已有明确之学科概念,当将“宋学”范围放而大之,未能沿袭古人这种特定的概念,把“宋学”圈子画得很少:“宋学”就是与“汉学”相对的经学研究,非宋代经学研究者,概莫进来!将宋学视作宋代新儒学研究的专名。持此种观点的学者,留下的弊端在于:除此之外的研究,皆非“宋学”。那末,试问:宋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研究,该叫什么研究呢?它们就不是研究宋代的学问、宋代的学术吗?当然不是。如果谓之“宋史”,那“宋学”不就成了独立于“宋史”之外的独尊之学吗?
    “宋学”一词,近代,谁最先提出?众所周知,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邓广铭< 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一文中说: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着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可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具有深邃现代学术眼光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针对邓广铭宋史专着《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书评,首次提出“新宋学”的概念,其前提就是针对宋史制度史研究而发。所谓“新”,是相对于清代学者所称的旧“宋学”而言。其所下的“宋学”定义,已跳出与“汉学”相对的狭义“宋学”的藩篱,明确指出:诸凡宋代考古、宋代史学、宋代文艺、宋代思想史等等,均属宋代学术之研究,都属“宋学”。当然,他所列举的文、史、哲几门学科,仅为举例而已,不是宋代学术内容的全部。宋代的绘画、宋代的宗教、宋代的教育、宋代的金石学……等等,同样属于宋学范畴。在“新宋学”的概念下,“旧宋学”已成为宋代学术的一个分支,两者不存在抵触,更谈不上对立,而是母体与子体的兼容。
    清人与陈寅恪先生关于“宋学”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狭义与广义“宋学”、小宋学与大宋学的命名,也是对新、旧宋学科学的划界。
    至于其它种种关于“宋学”的说法, 莫不由上述两种定义所衍生。比如,1985年,邓广铭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所说“新儒学即宋学,以及由宋学而又衍生出来的理学”。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中所说“与汉学相对立,宋学是对探索古代经典的一大变革”,等,都是讲旧“宋学”。邓先生在讲“宋学”之后,接着就讲“宋史”研究;而漆侠先生在讲“宋学”时,特别强调与陈寅恪先生所讲“新宋学”之区别:“新宋学包括了哲学( 主要是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多个方面,涵盖面是比较广的”;而“宋学则指的是,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截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显然,邓、漆两位宋史专家所论“宋学”是旧宋学, 是宋代经学之研究,而不是论“新宋学”,则宋史的学术研究。
    2007年,本中心第二任主任何俊教授,是哲学系科班出身,宋明理学专家。他上任后,提出浙大宋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如何定位的核心问题,强调研究重心在承继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其范围可延伸至明代理学与清代“宋学”。这个观点,与中心其它学者的观点有岐异。为了澄清质疑,何俊教授在北大开了一个座谈会, 邀请了在京的陈来、李存山、邓小南、张希清、李华瑞、张敏等6位文史哲专家,和一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的葛兆光教授,共八人召开了一个“宋学漫谈”的座谈会。从会议发言内容看,基本上还是围绕清人的“宋学”观、及邓广铭与漆侠两位先生关于“宋学”理解的讨论上。值得注意的是,原北大哲学系陈来教授在归纳葛兆光教授谈“宋学概念”四个超越时,特别提及其第四个“对儒学的超越”,他说:“可以在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源头,以宋学广阔的外延涵盖了宋代的一切学问、艺术。”与之共鸣的有北大中文系张敏教授,他说:“宋学的外延可以尽可能的扩大,大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箩筐,当然应该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不要太细太小,至于具体是什么,可以再讨论。”(见“宋学漫谈”,刊浙大宋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显然中文系出身的教授,并不认同宋学以经学为核心,宋学应是能包容多种研究宋代学问的“大箩筐”,他举了一个细小的例子,即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也是新宋学兴起的一个内容,强调不能把宋学兴起仅限于“儒学的创新”。陈来、葛兆光关于“宋学”应超越儒学范畴的观点,同样鲜明地表达了“新”、“旧”儒学的界限。
    北京座谈会的“宋学漫谈”,从实质上看,还是两种概念的碰撞,即狭义的  “宋学”与广义“宋学”的碰撞,换言之,即是旧宋学与新宋学的碰撞。
问题还是回到原点。
    1998年,教育部提出创建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时,浙大考虑到宋史研究,是著名宋史专家张荫麟、陈乐素、徐规等开创和推进的学科,是具有百年传统优势的学科,学界公认浙大为国内宋史研究的重镇。有鉴于此,拟申报宋学研究中心基地。咨询了教育部意见,答复是:断代史概不设中心研究基地。于是改名申报“宋学研究中心”,仍以宋史为核心,整合校内宋代文、史、哲研究力量,实际上,就是秉承陈寅恪先生“新宋学”的概念办中心。当时中心三位正副主任,一位是宋史学者,一位是宋代文学史学者,一位是宋代文化史学者。其宗旨是,通过中心这个学术平台,进一步弘扬浙大宋史的传统优势,并带动宋代文学史、宋代思想史、宋代文化史(包括佛教、道教)的研究。
    宋学研究中心,通过几番讨论,对新、旧宋学(大、小宋学),取得了共识:“宋学”,兼容新、旧宋学。在此基础上,本中心决定公开出版以《宋学研究》为名的学术研究刊物,旨在建设一个以宋史为核心、涵盖宋代文史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承前启后朝代文史哲研究的学术平台。这个平台,既是浙大宋学中心的学术园地,也是海内外新宋学研究的园地。为此,衷心希望能得到海内外同仁的支持,诚挚地欢迎海内外学者来稿。希望共同为推进宋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