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撰写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八卷本《诗说中国史》中的两卷。此一由历史学家开拓大众历史新路径的成果，在８月18日于北大举行的“《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一项标杆性成果。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专家学者，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出版报》等媒体主编、编辑二十余人。

  在会上发言的有蜚声中外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乐黛云，清华大学傅璇琮等先生。与会专家在座谈会中指出：一百余年来，我国已出版了130多部《中国通史》、《中华文明史》，从学术研究层面解读中华五千年历史，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革。社会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学术型的《中国通史》已与社会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产生几许断裂。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在联合发言中指出：“目前文化发展事业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精英的工作与大众文化的传播好像完全是脱钩的，精英所做的事情越来越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提高全民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精英们却很少关心。所以在老百姓中泛滥的是所谓的‘戏说’，甚至有的电视剧不忍目睹，实在是有点太出格了。这些扭曲历史、缺乏历史知识、甚至伪造历史的文化产品，到底给老百姓灌输什么？让人民大众学习什么、得到什么精神上的提高和享受？”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中产生的严重问题。

  他们接着又说：“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历史普及的工作、大众文化提高的工作。必须要有学问的，尤其是顶尖的学者来做大众文化传播的工作。历史学家龚延明，在宋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都是顶尖的人物，能够放下身段，担当大众迫切需要的历史普及工作，撰写《诗说先秦史》、《诗说说两宋史》，做了一件造福于百姓的工作、造福于文化的工作。”

  在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也就是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向世界。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希清教授特别引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席许嘉璐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中华文化要走向民间，走向世界”。但这不等于把历史简单化、庸俗化，可以粗制滥造。相反，对历史学家提出“深入淺出”的高标准、严要求。要做到深入淺出，历史学家需要处理好两个层次的关系，即事实的历史，与叙述的历史关系。事实的历史，是指历史学家的学术积累，对中国历史的深度把握，包括其历史观、历史文献掌握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消化，以及对中国历史识发展的正确解读。这就是“深入淺出”的“深”。所谓“淺出”就是叙术历史的通俗性。“淺出”的前提是“深入”。现在图书市场上，不是完全没有通俗的历史读物，但多是二手货、现抄现卖，缺乏历史真实性、学术的严肃性。谈不上“深入”。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浙江大学教授何俊指出：“作为国内顶尖的历史学专家龚延明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研究，其笔耕不辍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宋代以来，主流知识分子一直把文化的传承、普及、大众化作为自己的使命，龚先生作《诗说中国史》即是很好的传承了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十分值得学习。 “国学热”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大批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有的人通过讲座，有的人通过讲学，有的人通过一般的写作。在这个过程中，龚先生找到了一个非常创新的表现方式，通过文学诗歌的语言叙述历史。叙述的历史是多样的，以前多以写著作、写论文这样一种固定的方式在体现，而现在龚先生用诗歌来表现中国历史，虽然载体比较古老，但是可能更切合现在的大众文化传播的需要。

  从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看，龚先生是很用心的，一方面表现在坚守了严格的学术，坚守实学，并不是戏说，完全基于其对历史资料的把握，所以在必要的地注明出处。全书主要使用原始文献，也适当引用了现代人的研究著作，表明其在创作的时候不仅基于一手文献，还努力反映当代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写作果过程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值得现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学习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创作非常不容易，因为就一部中国史来讲，内容非常博大、深邃，所以用哪些语句表现漫长的历史是非常不易的。具体而言，怎样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中国历史说清楚，怎么样做到勾勒简明、语言清晰、层次清楚，都体现了龚先生的深厚史学功底、体现了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显然，没有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要做深入淺出的大众历史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给我们的启示。

  座谈会专家发言中，就“深入”之“深”，作了进一步讨论，指出历史普及工作的深入淺出，不但需要提供真实的历史，还需要正确的历史观，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汤一介、乐黛云教授直言：“反映正确的史实，要有进步的历史观，才称得上正确的史实。《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都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从《诗说先秦史》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战争观、统一观、和对先秦诸子的认知；从《诗说两宋史》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两宋的和与战、侵略与反侵略、统一与分裂、忠与奸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碰撞，所持的观点与立场，均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正义感与进步史观。我们经常注意南宋历史。临安的文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南宋虽是亡国之君、偏安一隅，而南宋的社会发展却对中国历史非常重要。龚先生《诗说两宋史》用进步的历史观，简明扼要地总结宋朝历史，无可挑剔。”

  大家进而谈到：在“深入”基础上，如何“淺出”呢？与会者认为：《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承继中国古老的诗歌传统，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叙述历史形式，使读者读史能朗朗上口。这种通俗地表达历史的形式，适合大众的口味。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说：“从这个意义上看龚先生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它既是史学的一种启蒙、一种大众化，同时又是一种诗学的启蒙，一种高雅文化的引领。而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乐黛云教授当场联系到《诗说先秦史》中有关《诗经》的阐述。她说：“《诗经》的发展历史很长，其中含纳了很多知识，很难概括，但是在《诗说先秦史》书中，作者用非常顺口的诗句进行了汇总，如“周朝有行人，职事系在身。随身携木铎，边走边摇铃。好诗即上闻，报至天子听。总集三百篇，大名即《诗经》。” 与民间口头文学完全是一致的，不用看字，只听就明白其中表达的意思。真正通俗的东西，真正大众化的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可以说，《诗说中国史》“融会诗与史，贯通五千年”，是弥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断裂的鸿沟、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一个范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认为：“用韵文解读中国历史在中国有传统，如《三字经》、《千字文》。《诗说中国史》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巧妙地选择五言诗解读中国历史，上下贯通，这是龚先生的一个创造。《三字经》等仅仅是简单的萌芽状态，《诗说中国史》则做到全部历史用诗予以描述，开创了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文体、新形式。在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征途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认为：“《诗说中国史》在普及诗歌和普及历史方面均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

  座谈会中，大家谈到了《诗说中国史》，作为精英历史走向大众历史的尝试，实际是对“文、史、哲”的回归，是一项跨学科的成果。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苏生文说：“像《诗说中国史》中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诗说两宋史》这样看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如对先秦诸子的认识与解读，对《诗经》、《楚辞》的理解和阐释，这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底，而且是史学、文学、哲学三大学科跨学科的学术功底。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琮在座谈会最后总结说：“《诗说中国史》专家座谈会，是一次学术会议。专家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用历史学家用诗歌形式来写中国通史，龚延明先生的《诗说中国史》是第一部著作。已出版的《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是具有文化创新意义的、开拓性的大众历史之成功之作。《诗说先秦史》和《诗说两宋史》的出版，和以后整套《诗说中国史》书出来，符合中央“加强历史知识的宣传普及”的指示，为读者提供一部认识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基本教材，且富有可读性和广泛的读者覆盖面，达到雅俗共赏。在当代文化需求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