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8日上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邀请韩国东国大学的朴永焕教授，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部做了题为《近现代中韩文化交流——独立运动家、社会主义者、实业家玉观彬的一生·以梁启超“新民说”受容为中心》的讲座。朴教授介绍了近代韩国独立运动家、社会主义者、实业家玉观彬的一生。讲座的主要内容如下：1、玉观彬的生平问题；2、玉观彬与新民说、启蒙思想之关系（独立运动、事业活动、宗教活动）；3、玉观彬与民主、科学。

玉观彬出生于平壤，是韩国独立运动家，到了中国以后参加社会主义活动，也是实业家、佛教居士。20岁时参加独立运动，受到“105事件”牵连，被判入狱五年，四年后被放出。1919年，在3·1运动和五四运动后，逃到上海亡命，到上海后开始参加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运动，与中国女性冯佩兰结婚，1928年加入中国国籍，积极参加太虚大师佛教改革运动及建立、经营佛慈药厂。但当时有一些韩国人怀疑他是“韩奸”、密探，所以玉观彬于1933年8月1日在上海被暗杀，当场死亡。至今韩国学界仍然记载他是变节者、密探、“韩奸”等等，所以研究他的资料非常有限，之前对他的研究不太多，但最近十年来有另一个角度来关注他的生平和经历。他建立的佛慈药厂现在还在中国，且他是首次发明中成药的人，兰州佛慈药厂里有对他的介绍，但都认为他是中国人。

玉观彬的国籍问题曾经引起过中国佛教内部的争论，受到公开质疑，间接导致太虚大师从中国佛教协会辞职，中国佛教自此走向分裂。玉观彬被暗杀后，太虚大师曾多次对他表示怀念，可见他与中国佛教界的关系紧密。

对于玉观彬的研究，目前中韩两国的学界存在差异。韩国学界主要探讨从其独立运动开始到变节（韩奸）问题，中国学界主要探究他上海亡命以后，与佛教和佛慈药厂的关系，主要基于他的佛教身份。这种研究的差异使得对玉观彬的研究不全面，也出现了玉观彬的原籍方面的一些问题，这就引发了对其的争论和分歧以及尚未探讨的问题的思考。争论和分歧主要在他的原籍和死亡问题，而尚未探讨的问题，即玉观彬与新民说、启蒙思想的关系，玉观彬与民主、科学，则是此次讲座的重点。

（1）  独立运动

纵观玉观彬的一生，离不开他的老师，对韩国独立运动、民族运动、启蒙运动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安昌浩。安昌浩深受梁启超的启蒙运动和维新思想影响，他作为大成中学的设立者和老师，以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作为学生的汉文教材，主张启蒙运动、民族主义、组织统一性的机构、自新、新民、自强、自立、维新、兴办学校。新民会的纲领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主张思想上的国民革新运动、经济上的经济自立运动，最终成立一个维新的自由文明国，青年学友会的重点也是新民、自新、革新、启蒙、经济自立。安昌浩的哲学和思想，新民会的纲领和目的都影响到玉观彬的一生，1932年安昌浩服役西大门监狱，隔年（1933.8.1）玉观彬被暗杀。

玉观彬虽然因为出狱时的承诺没有参与3·1运动，但对3·1运动还是非常支持。

（2）事业活动

玉观彬到上海亡命的初期，依然积极参与独立、事业活动，其活动以1926年11月14日皈依佛教为基准，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积极参加独立运动，同时在事业方面也非常活跃，创办倍达贸易公司，对本国兄弟从事商业和海外贸易提供劝奖和指导服务，帮助韩国民族经济自立。这完全遵照新民会的纲领。

他写了很多文章，积极推动经济启蒙运动，视野非常广大；亦积极呼应“物产奖励运动”，通过手工业振兴策来推动和劝告；他也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呼吁和劝告将来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到中国留学。现在在日本可见的材料里还留下他作为商人活跃的资料。可以说他实践了经济救国运动。至1925年，玉观彬还以商人代表身份积极参加独立运动。

    （3）宗教活动

1924年玉观彬夫妇入教于回教，佐久间贞、玉观彬合作创刊《回光》，玉观彬在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回教振兴策》，提出维新宗风、教育改革、统一性机构的组织方案，他的这些主张与安昌浩、新民会、青年学友会活动内容关系密切。

1926年11月14日，应基督教传教士李佳白之请，太虚大师在上海尚贤堂演讲《佛法应如何普及今世》，玉观彬听了演讲，在太虚的身上找到了维新、自新、革新、救民的力量，随后皈依太虚大师，法名“慧观”，成为虔诚的佛教居士。他积极支持佛教新运动、与时俱进、改革运动，推进佛教近代化的启蒙运动。1927年12月，玉观彬在《海潮音》发表《中国佛教振兴策》，激烈抨击民国佛教的“陋习、奸诈、无耻、迷信”，突出了佛教自新、维新的必要性，提出了三个维新的方案：其一，力谋组织上的统一；其二，从事参加社会文化运动；其三，确定生活之自立，就是强调佛教僧侣经济上的自立。这些主张涉及到自新、维新、革新、启蒙的问题，同时也与当今大陆、台湾流行的“人间佛教”理念一致。可以说，玉观彬推进了近代中国佛教发展和进步，启蒙运动和改革运动，人间佛教的形成等。

此外，玉观彬还首创了中药的科学化。1929年，玉观彬在上海创立了“佛慈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取“我佛慈悲，药物普救众生”之意，提出了“科学提炼、改良国药”的办厂宗旨，首创了中药浓缩丸剂型，这是玉观彬思想和生活努力科学化、彻底革命的结果。1929年玉观彬成立佛慈中药研究所，刊物名称也是《科学国药》。玉观彬一再主张科学和民主，强调从农商工业之科学化，到思想和生活上的科学化的结果，亦是新社会、新文化、完成社会与国民革命的结果。

玉观彬强调民主，鼓吹革命和探索新民之路，是梁启超的“结束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的“革命”、“新民”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4）结语

在安昌浩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玉观彬积极活动于新民会、青年学友会等，当然他认识到在抗日救国运动中，这些统一性组织的重要性，亦了解了推动爱国启蒙运动，鼓吹民族意识的重要性。

不论他在朝鲜或上海亡命中，不管佛教和回教等宗教活动，或倍达公司、三德洋行、佛慈药厂等专业活动中，一贯地主张和提出统一性组织（结社救国运动），兴办学校等教育机构，创办月报、杂志等印刷品发行，设立图书馆等，通过这些措施推动启蒙运动，废除陋习，达到自新和新民，制度维新，民族运动。此与新民会的抗日救国运动，如言论救国运动、结社救国运动、经济救国运动、教育救国运动，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玉观彬“为了众生，依托佛法，现世佛教”，建立佛教制药公司“佛慈药厂”，即体现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和精神；贡献于近现代韩中佛教界之交流（高丽寺），中国回教、佛教的革新及现代化，开拓现代流行之人间佛教的基础；他经历了独特的人生经历，强调“科学”和“民主”，他创建了佛慈药厂，而且在事业上非常成功。此与他具有维新和启蒙意识密切相关。他所强调的重视佛教教育，佛教人才培养，参与社会文化运动，走入群众，参与教育，参与教化等佛教革新理念，也与他的进步意识有很大的联系。此与当今中国大陆和台湾流行的“人间佛教”理念一脉相承。玉观彬是近现代韩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人间佛教”理念的倡导者。

提问环节，陶然教授首先就玉氏暗杀的过程、以及他在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赞助过程，及其与被暗杀间的关系与朴教授进行深入讨论。进而，陶教授就玉氏国籍问题与朴教授进行交流。朴教授从多个角度，多个例证证明玉氏国籍问题，以及其更改国籍的过程。古籍所袁涛博士就玉氏与孙中山、梁启超等名人的交往，以及学术影响传承过程，向朴教授进行求证。又对当时章太炎、吕思勉复兴中医药理念对玉氏设立药厂产生的影响与朴教授进行交流。古籍部郑颖老师就玉氏频繁更改信仰的原因，及其信仰与改革运动的关系提出问题，朴教授分析玉氏加入回、耶、佛教的过程，以及与宗教界交游的过程，对其信仰与社会活动互相影响进行分析。中文系邵同学对玉氏对救国运动资金上的支持是否存在，以及其从事宗教活动的动机提出疑问。朴教授就当时特殊人际网络关系分析资金援助的曲折过程，以及玉氏出于新民思维的考虑，希望振兴宗教、振兴社会的初衷。最后，陶老师对讲座进行总结。他指出，朴老师关于玉观彬一生事迹的介绍固然有，但是更重要的是试图揭示、梳理他思想的来源，还有他的动机以及影响。所以整体上这个报告的视野是比较广阔的。第二个方面，在审视近代东亚文化交流时，不仅要关注外来文化影响，同时需考虑流动性一定不是单向的，一定是双向的。进而对近代东亚地区的文化圈内的形成与交流需要从另一角度进行关注，不能孤立地看待和研究东亚地区的单独的历史。第三，文史研究中，在对待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可能要不断地转换自己的视角，要避免被自己的视角所遮蔽。例如玉氏的评价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产生的结论不同。研究能够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就意味着我们研究的视域相对完整。本次讲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对于我们的研究和交流是非常有益。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2019/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