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龚延明教授：《宋登科记考》成书经过与回顾
发布者：wx 发布时间：2011-10-08 00:00:00 阅读：次
按：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教授、祖慧教授经过多年辛苦努力完成了辉煌巨著《宋登科记考》，该著是填补 科举制度文化研究的空白之作，先后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杭州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2010年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等奖项。现将龚延明教授于2011年9月30日在宋学中心所作的读书报告会部分内容-----“《宋登科记考》的成书经过和回顾总结”摘录于下。
《宋登科记考》成书的回顾与展望
由龚延明、祖慧合撰的400多万字《宋登科记考》（上、下册），最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填补中国科举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之作。由于该书首次集中地提供了四万多进士出身的宋代精英传记资料，它使宋代科举史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将有力地推动宋代科举研究的深入。同时，为宋代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诸如宋代精英的数据统计、分类分等统计、区域分布特点，宋代进士群体精英对宋代政治、教育、文化的介入与影响力等等，都可重新审视。我深感欣慰，《宋登科记考》的问世，为学术的进步，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学术界朋友希望我能就《宋登科记考》成书的经过回顾和总结一下，也许对如何承继“实学”传统，加强人文社科的基础性研究会有所启迪。
一、《宋登科记考》立项缘起
中国科举制度从七世纪开始，至二十世纪初，长达近一千三百年。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积极促进的作用。在这一历史长河之中，宋代的科举制正好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上接唐代科举创始期，使科举考试条制规范化、健全化，增强了兢争的透明度、公正性，又启示明清两代作更合理的调整。宋代登科人数又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两宋通过各类科举考试，录取了十一万人以上，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 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与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我们作宋代政治、文化史或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无论从哪个学术角度考察，都必须联系宋代科举制度，这样才能使整体研究有所深入。
任何一门学科的确立与发展，首先要重视的是基础研究。科举史研究也不例外。如果不了解两宋科举考试录取了多少人、这些人中有多少人的登科资料还保存下来、多少人的登科资料已灰飞烟灭，又不能将保存下来的登科人资料予以搜集、整理，撰编成《宋代登科记考》，哪如何能说宋代科举研究是完整的呢？犹如建造一座高楼大厦，不先去打地基，停留于关于屋顶、门窗、内部设施的讨论，不就成了零部件研究或空中楼阁了吗？自从上个世纪科举制废除以来，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海内外学人已取得不少成果，而且还在继续全面地开展。遗憾的是，宋代科举史的基础性研究，长期以来，无人问津。与科举制兴起阶段——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相比，就会发现：唐代已有清朝学者徐松撰的《登科记考》，已为唐五代科举研究提供了相对比较详细瞻的基础性资料。而宋代则没有，宋代科举研究，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已落后唐代一大步。徐松《登科记考》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唐、五代科举编年史，以及简明的历届登科人及其生平履历，这给研究唐代历史、文学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基础资料。唐代文学史专家傅璇琮有感于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他的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曾提到：研究宋代科举制，需要“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这个创意，于1992年变为现实。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向我建议：“能否仿清徐松《登科记考》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我当时正好已完成《宋代官制辞典》书稿，下一步计划撰写《宋代官制史》，考虑到宋代科举制属于铨选范畴，两者并不矛盾，此其一；同时又考虑到，要从根本上推动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深入，必须填补宋代科举研究基础薄弱的空白，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此其二。为此，我欣然应诺。在傅先生建议下，我和祖慧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2003年，由龚贤明主持的《宋登科记考》课题，被批准列入高校古委会项目，拨给科研究起动经费。于是，在傅璇琮先生指导下，《宋登科记考》编撰工作就顺利地开始了。
二、《宋登科记考》成书经过
一开始，我们已估计到这项工程难度大、费时长。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到：“如果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材料一定会更丰富，但搜辑和排比的工夫一定会更繁重。”实际投入之后，其工程之难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因为工作量太大，从搜集资料、筛选资料、编撰三百年科举大事记、撰写四万多登科人小传、录入相的关资料索引，到完稿；接着是交出版社前、后的一遍又一遍校稿，最后通过编审出书，前后竟用了17年之久！人的生命有几个17年？我们却默默地为《宋登科记考》献出了，回首走过来的漫漫长路，真是感慨万千！
《宋登科记考》的内容可分两大块：一大块是两宋三百年科举大事记。科举大事记，选取宋代科举方面的诏令、历届科举试之知贡举官与考试官及有关取士与考场纪律各种规定等，资料力求齐全，以帮助读者了解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与内涵。大事记必须按年、月、日逐条编撰。可是，现存史籍不可能提供这样完整的科举史长编，只能是零零碎碎地分散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宋史》、《文献通考》、《玉海》等等大量宋元史籍中。比较集中的，是十七个分册的《宋会要辑稿·选举》。要从以上大量的史籍搜集有关两宋科举史料，这是一难；把各顾各、分散在不同史料中的一条条史料，按年号、年代、月份、日子逐条检出、进行排比，这是二难；有的史籍按朝代年号编年、按天干地支编日，有的日期却不标天干地支，就直纪某日，两者都要统一换算成按年号编年，按农历编月、日，同时附上天干地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实在很烦，这是三难；有的史料未经点校整理，错简、讹误很多，还得予以考订，并一一给予断句标点，特别是《宋会要辑稿》，问题最多、文字量又最大，这是四难。因为工作量过大，我曾约北大历史系张希清教授承担南宋部分，开始他答应，等我用了一年半时间，把北宋科举大事记做出来了，不期希清太忙，南宋部分还没有动。只能我自己动手，为此，又投入了一年半时间，才把南宋科举大事记完成。《宋登科记考》中百万字的两宋编年大事记，就花了我整整三年时间，还不包括此后的一次次校对。“看如容易也艰辛”，此之谓也。
《宋登科记考》另一大块内容，就是宋代进士名录、小传与资料索引。这是本书份量最大、也是核心部分。历榜登科人，按统一体例收录与说明。即每一登科人，依其所登科目，或进士、或诸科、或制科、或武举、或童子、或博学鸿词科、或上舍释褐、或赐第，以名次先后为序（倘不明登第名次，则以姓氏笔划排列），一一录入。每科登科人两宋共举行过118榜科举试，各种科目登第人共约有十一万人。而完整保留下来仅两榜，一榜是《绍兴十八年登科录》，计353人；一榜是《宝祐四年登科录》，计６０１名，合９５４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余十万多人，或已湮没，或散落在茫茫史籍之中，须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中去寻寻觅觅，正如沙里淘金。经过课题组同人坐冷板凳，从宋代基本史籍、文集笔记、人物传记、方志、碑刻等上千种资料中，埋头七八年的努力，终于搜集到四万登科人名录和有关资料。其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在掌握了四万登科人资料基础上，每科登科人，都必撰一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何种科目及第、及第之年、初授何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四万条小传，平均每天完成三十条计，得四年时间。小传之下，附有书证。书证通常列二条以上；如有疑窦处，则予以考证，力求作到无证不信，言必有据。在我们撰写过程中，傅璇琮先生一直关心此书稿，并对一些书稿予以审阅和提出修改见，为保证书稿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稿完成后，是统一用电脑输录，继而通稿，和一次又一次的校对。光校对就七次，500多万字，每校对一遍，我和祖慧教授就得各投入半年时间。利用电脑取代手写，有便捷之处，但也带来校对工作量大之弊。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做基础研究，是一项枯燥、琐碎、而麻烦的工作，需要有“不厌其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假如没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为学术献身的意志，是难以完成这样大的工程的。
三、对未来的展望
在学术界期待之中，《宋登科记考》终于问世。其带来的社会效应，将逐步彰显出来。
首先，对科举学和科举史及宋代专门史等学科的建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宋代进士群体精英基础性传记资料，其学术意义重大。2010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在题为《〈宋登科记考〉填补中国科举史研究空白》的报道，讲得十分清楚：“《宋登科记考》按年编排，每年分大事记与登科名录两部分，凡收录者，都有一小传。这些资料有助于对两宋士人的政治经历、宋代地理文化的分特点等，从更广大的领域作新的探索，从而为学科建设取得求实、创新进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对整个个宋代科举史、文化史、政治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因此部著作的出版，对上述领域的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充满期待。”
其次，将直接推动科举文献的研究。以清徐松《登科记考》[1]出版为例，该书是有关唐五代科举登科录的开山之作，其学术贡献之大，不言而喻。自从它问世以来，研究唐代科举史，和唐五代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教育史等等，都需要参考该书，可以说，绕不过去。然而，该书并非完美无瘕，有关唐五代遗漏、讹误的进士不在少数。故尔，其后订补《登科记考》的文章，连篇累牘，计不胜计，北大孟二冬并有专门考订著作《登科记考订补》著作出版[2]。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唐五代科举文献的研究，使不断搜索集唐五代登科名录成为学术界大家关心和共同投入的工作。同样，《宋登科记考》也是宋代登科名录及相关科举制度文件编年的开山之作。其工作量又大出《登科记考》十倍以上。在取得不可磨灭的成绩基础上，其存在的遗漏、讹误，肯定不少。这在《宋登科记考·序言》中已提及：“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加之我们的学识、能力量有限，书中存在的问题，诸如阙漏、讹误、点校失误等等，肯定不少，诚恳地希望方家和方大读者提出批评、补兖和指正。学问如积薪，后来居上。 我们期待着 《宋登科记考》在学术批评中得到不断改进，逐步完善。”
第三、在完成《宋登科记考》基础上，我和祖慧教授将再做一件事，那就是撰编一部800余万字的《两宋登科总录》。其体例和《宋登科记考》有所分工。《宋登科记考》的特色是有两宋科举大事编年记，及了解登科人的资料索引。而《两宋登科总录》最大特色，就是所收两宋全部登科人，除了有小传之外，都有书证。这给学者研究宋代登科人提供了更详瞻的资料，循此可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
【王龙泽】 字潜渊，又字及翁。婺州义乌县人。若讷孙。南宋咸淳十年中进士第一人，初授承事郎、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宋亡。入元，特授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度宗·甲戌咸淳十年》：“是岁，殿试，度宗以疾未及临轩而崩。上谅阴类试，王龙泽等比廷试出身。”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咸淳十年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
（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谅阴三元》：“度宗崩，幼君谅阴榜第一名王龙泽，二名路万里，三名胡幼黄。京师为之语曰：‘龙在泽，飞不得；路万里，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
《元史》卷九○《熊朋耒传》：“（元）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以故相留梦炎为尚书，召甲戌状元王龙泽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卷八：“甲戌咸淳十年状元王龙泽……德祐帝以谅阴不临轩，命宰臣（类试）……（赐王）龙泽以下五百六人出身。”
（明）郑柏《金华贤达传》卷五《宋王龙泽传》：“王龙泽，字及翁，义乌人。迈之从曾孙。祖若讷至龙泽，三世皆太学生……龙泽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上，宋亡。故相留梦炎仕元，荐前进士七人，惟龙泽以伦魁特授行御史台监察御史。”
万历《金华府志》卷一八《科第·宋进士》：“咸淳甲戌王龙泽榜 王龙泽，字潜渊，义乌人。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后元征拜行台监察御史。”
崇祯《义乌县志》卷一○《人物表·选举·进士》：“咸淳十年甲戌王龙泽榜 王龙泽，字及翁。”
雍正《浙江通志》一二九《选举·宋进士》：“咸淳十年甲戌王龙泽榜 王龙泽，义乌人。状元，节度判官。”
嘉庆《义乌县志》卷一○《选举·进士》：“咸淳十年甲戌王龙泽榜 王龙泽，字及翁。授承事郎佥书，昭庆军节度判官。未上任而江南臣附。以留梦炎荐，特进南台监察御史。至任尊贤养老，剪除豪蠹。”
（清）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御史王先生龙泽》：“王龙泽，字潜渊，义乌人。榷货若讷之孙也。石晋卿高弟。咸淳甲戌进士第一人。梓材谨案：程钜夫为吏部尚书，荐前进士七人，起先生为行台监察御史。”
光绪《浙江通志》一二九《选举·进士》：“咸淳十年甲戌王龙泽榜 王龙泽，义乌人。状元，节度判官。”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杭师大特聘“钱江学者” 龚延明